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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为什么穿黄袍(二)?(这是资料章,请在正文更新替换后再回看)
皇帝为什么穿黄袍?其实这里面倒有一个长久的误会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黄色并非皇帝的专属常服色,也没有任何颜色上的禁忌,的确就是最基本的袍服色彩而已。
因为“上可以兼下,下不可以僭上”的原则,作为非礼仪场合服饰,初唐官员“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,与庶人无异”,也都可以随时随意穿着百姓黄袍。
但初唐高宗时曾有一次“禁黄令”,起因是某次“洛阳尉着黄衣夜行,为部人所殴”,官员夜里穿着黄袍,被当做普通人殴打之,这成何体统,高宗闻后“下诏申明之,自此朝参行列,一切不许着黄”,禁止官员朝参着黄(《唐会要·舆服》、《册府元龟·立制度》)。
这则记载在旧唐书里被省去缘由以及前提,简单记录为“始一切不许着黄”,往往就被很多学者视为是举国“禁黄”,将黄色推崇为帝王独享之色的开始。
但仔细分析史料原文,就能发现实际上恰恰相反,仅是为使官员和庶民上下有别,禁止百官朝参行列服黄而已,我们观诸之后唐朝政府反复颁发调整的各种制度里,黄和白依然还是庶民服色。另外看有唐三百年间的各种出土壁画、绘画、陶俑人物形象,黄袍小吏或奴仆、乐伎的形象也比比皆是,非常普遍。
但是,自隋代以来,帝王的确也着黄色,开始仅仅是因为黄色为日常所通服,为取方便的关系,自帝王至庶人均大量穿着,只不过贵族使用相对高级的绫面料,以及带有高级装饰的腰带而已。《隋书》有“今之戎服,皆可尚黄”,《旧唐书》所称:“隋代帝王贵臣,多服黄文绫袍,乌纱帽,九环带,乌皮**靴。百官常服,同于匹庶,皆著黄袍,出入殿省,天子朝服亦如之,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,盖取于便事。”
唐代沿袭其旧习,帝王常服继续使用黄色,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当时属于帝王的“黄”,其实和庶民之普通黄色系还不完全相同,也并非我们后来一般概念中的明黄色,而是色泽略深,黄中偏赤的“赭黄”、“赤黄”。
这种选择可能还和隋文帝个人喜好有一定关系,便是《隋书》和两唐书多次提到的,“隋文帝喜服赭黄文绫袍”,初唐“因隋旧制”,皇帝也“以赭黄袍、巾带为常服”,或“天子袍衫稍用赤黄”,赭黄常常又写作“柘黄”、“皇帝柘黄袍衫”,应是用柘木或黄栌染出之色。这在《步辇图》中有很明显的体现,画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对较深的赭黄,而绯袍礼官及锦袍禄东赞之后尾随的小吏,则穿着浅淡的白袍。
这种赭黄袍,开始不禁臣庶使用,也没有正式进入唐代服制,只不过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而已。
玄宗时期官修的《唐六典·殿中省》之“尚衣局”陈述天子服饰制度,在罗列所有正式服饰之后,仅在最后加一小注:“自隋文帝制柘黄袍及巾、带以听朝,至今遂以为常。”不过正是因为这个“遂以为常”,起初随意穿着的赭黄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后,渐渐就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,“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”(《新唐书》),五代和凝《宫词》中有“紫燎光销大驾归,御楼初见赭黄衣”,《大元典章》中也有“庶人不得服赭黄”之令。
杜甫在《戏作花卿歌》中讲段子璋在绵州自立梁王后被诛,云“绵州副使著柘黄,我卿扫除即日平”,便用着柘黄袍指代其谋反之事。
宋□□赵匡胤陈桥兵变,著名的“黄袍加身”,也应是柘黄袍,如欧阳玄《陈抟睡图》中所说的:“陈桥一夜柘袍黄,天下都无鼾睡床。”
几百年来,赭(柘)黄作为帝王服的概念逐渐根深蒂固,其色相也渐渐扩大,不仅赭黄,整个黄色的地位都在逐渐转变和升级。
明代建国后,直接定皇帝常服为“袍黄色”,皇太子以下常服“袍赤色”。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“士庶服杂色盘领衣,不得用黄”,洪武三年又“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”,开始全面禁黄,而后禁黄的范围延伸至“柳黄、明黄、姜黄”。
但尽管如此,赭黄依然还是帝王常用的专属袍色。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,尤其是中后期,帝王的确大多均身着各种赭黄、赤黄色袍服。
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柘木条中提及“其木染黄赤色,谓之柘黄,天子所服”,可见在当时的一般观念中,还把柘木染出的黄赤色视为天子服色。
天启五年,魏忠贤曾陷害宁安大长公主之子“新作赭黄五爪龙袍”,致其被按盗用御物例处以大辟。《西游记》里有一段“鬼王献黄袍”的情节,独角鬼王来拜见孙悟空,奉承道:“今见大王授了天箓,得意荣归,特献赭黄袍一件,与大王称庆。”孙悟空穿了赭黄袍,也自封起“齐天大圣”与天庭抗衡了。
直到清代,帝后朝服颜色才明确调整为明亮度最高的“明黄”,皇子及贵妃、妃用略偏赤黄的“金黄”,非特赐禁臣庶使用。
因为清代距离我们最近,所以现在中国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,就是这种“明黄”,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,这种在后世象征皇权的最高色彩,在最初却只是庶人的普通服色而已【噗!】。
另外有意思的是,模仿唐制的日本,至今还把赭黄色当做天皇的专属色彩,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代皇帝黄袍具体色相的旁证。
平安初弘仁九年(818年),即唐宪宗元和十三年,嵯峨天皇颁布新诏,“仪式衣服皆依唐法”。弘仁十一年(820年),以刚刚归国的遣唐使菅原清公带回的唐制作为范本,颁布了改定天皇服饰的诏书,制定天皇元正受朝用衮冕,大小诸会用“黄栌染衣”(《日本纪略》)。其衣色即为黄栌和苏木染出的赭黄色,可见当时唐朝皇帝的常服色当与此相去不远,这在日本也成为天皇之外的绝对禁色。直到明治天皇即位时,废除衮冕,将“黄栌染御袍”升级为即位礼服束带装束,便成为现代日本天皇最隆重的礼服了。
补充说明:
有不少朋友提到唐代土德的问题,我就多啰嗦两句。
如前文所说,很多人包括以前的大多研究里,往往喜欢把黄袍以五行五色朝代德运尚色理论解释,认为唐代为土德,所以皇帝黄袍。实际上德运尚色不能简单理解为朝代帝王崇尚的服饰颜色。
五行尚色是战国以后的理论,并且成为后世改朝换代的正统性政治理论工具,主要是象征概念,最多只体现在少数时期的部分祭祀牺牲旗帜和部分礼仪服饰上,运用情况复杂,并几乎没有触及现实服饰(少数王朝的确以尚色定服色,如隋朝火德,便把朝会衣裳均定做赤,但自隋以后历代朝服均沿袭为赤色)。
帝王朝祭礼服系统悠久庞大,制定时多损益历代制度,并不是一朝一种颜色这么简单。
而礼仪之外常服袍的颜色,和五德尚色就更没有多少联系了,皇帝的圆领黄袍本身出现在隋代,隋为火德尚赤,隋文帝即位后的诏书即称:“五德相生,总以言之,并宜火色。……在祀与戎,其尚恒异。今之戎服,皆可尚黄。”明确提到戎服(也就是常服的前身)颜色之“尚”和朝代祭祀尚色并不是一个概念,甚至要刻意区分之,避免混淆。
唐代理论上的确是土德尚黄,但是唐代帝王服饰制度中十三种冠服没有一件是黄色的,甚至历代勳黄赤变动的冕服裳在唐代还是赤色的。而当时的皇帝“黄”袍如前述也并非五行五正色中所说的“黄”,严格来说还是间色中的赭黄色,只是继承隋代的日常服饰习惯而已,实在不宜将其与朝代德运附会,正色中的“黄”反而只是流外官和庶人的服色。
后世明代火德,清代水德,依然把黄当做皇帝服色,用尚色说来解释就更不通了。
补充之二:
所谓黄帝穿黄袍,其实是“玄衣黄裳”,指的是先秦即已发端,到东汉魏晋重新继承延续的帝王“冕服”制度中的黄色下裙,天玄地黄,玄衣象征上天,黄裳象征大地。这套制度作为帝王最高最隆重的祭礼服,被一直沿用到明代,其衣色始终是玄色,但下裳之色,到底是黄,还是纁(另一种黄赤色),还是赤,作为重要的国家礼仪制度,历代争论不休,甚至一朝之中也反复调整过多次。这是和胡式常便服完全独立的另一个汉式礼仪祭服的事儿,不能混为一谈。
——作者:扬眉剑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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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为什么穿黄袍?其实这里面倒有一个长久的误会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黄色并非皇帝的专属常服色,也没有任何颜色上的禁忌,的确就是最基本的袍服色彩而已。
因为“上可以兼下,下不可以僭上”的原则,作为非礼仪场合服饰,初唐官员“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,与庶人无异”,也都可以随时随意穿着百姓黄袍。
但初唐高宗时曾有一次“禁黄令”,起因是某次“洛阳尉着黄衣夜行,为部人所殴”,官员夜里穿着黄袍,被当做普通人殴打之,这成何体统,高宗闻后“下诏申明之,自此朝参行列,一切不许着黄”,禁止官员朝参着黄(《唐会要·舆服》、《册府元龟·立制度》)。
这则记载在旧唐书里被省去缘由以及前提,简单记录为“始一切不许着黄”,往往就被很多学者视为是举国“禁黄”,将黄色推崇为帝王独享之色的开始。
但仔细分析史料原文,就能发现实际上恰恰相反,仅是为使官员和庶民上下有别,禁止百官朝参行列服黄而已,我们观诸之后唐朝政府反复颁发调整的各种制度里,黄和白依然还是庶民服色。另外看有唐三百年间的各种出土壁画、绘画、陶俑人物形象,黄袍小吏或奴仆、乐伎的形象也比比皆是,非常普遍。
但是,自隋代以来,帝王的确也着黄色,开始仅仅是因为黄色为日常所通服,为取方便的关系,自帝王至庶人均大量穿着,只不过贵族使用相对高级的绫面料,以及带有高级装饰的腰带而已。《隋书》有“今之戎服,皆可尚黄”,《旧唐书》所称:“隋代帝王贵臣,多服黄文绫袍,乌纱帽,九环带,乌皮**靴。百官常服,同于匹庶,皆著黄袍,出入殿省,天子朝服亦如之,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,盖取于便事。”
唐代沿袭其旧习,帝王常服继续使用黄色,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当时属于帝王的“黄”,其实和庶民之普通黄色系还不完全相同,也并非我们后来一般概念中的明黄色,而是色泽略深,黄中偏赤的“赭黄”、“赤黄”。
这种选择可能还和隋文帝个人喜好有一定关系,便是《隋书》和两唐书多次提到的,“隋文帝喜服赭黄文绫袍”,初唐“因隋旧制”,皇帝也“以赭黄袍、巾带为常服”,或“天子袍衫稍用赤黄”,赭黄常常又写作“柘黄”、“皇帝柘黄袍衫”,应是用柘木或黄栌染出之色。这在《步辇图》中有很明显的体现,画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对较深的赭黄,而绯袍礼官及锦袍禄东赞之后尾随的小吏,则穿着浅淡的白袍。
这种赭黄袍,开始不禁臣庶使用,也没有正式进入唐代服制,只不过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而已。
玄宗时期官修的《唐六典·殿中省》之“尚衣局”陈述天子服饰制度,在罗列所有正式服饰之后,仅在最后加一小注:“自隋文帝制柘黄袍及巾、带以听朝,至今遂以为常。”不过正是因为这个“遂以为常”,起初随意穿着的赭黄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后,渐渐就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,“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”(《新唐书》),五代和凝《宫词》中有“紫燎光销大驾归,御楼初见赭黄衣”,《大元典章》中也有“庶人不得服赭黄”之令。
杜甫在《戏作花卿歌》中讲段子璋在绵州自立梁王后被诛,云“绵州副使著柘黄,我卿扫除即日平”,便用着柘黄袍指代其谋反之事。
宋□□赵匡胤陈桥兵变,著名的“黄袍加身”,也应是柘黄袍,如欧阳玄《陈抟睡图》中所说的:“陈桥一夜柘袍黄,天下都无鼾睡床。”
几百年来,赭(柘)黄作为帝王服的概念逐渐根深蒂固,其色相也渐渐扩大,不仅赭黄,整个黄色的地位都在逐渐转变和升级。
明代建国后,直接定皇帝常服为“袍黄色”,皇太子以下常服“袍赤色”。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“士庶服杂色盘领衣,不得用黄”,洪武三年又“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”,开始全面禁黄,而后禁黄的范围延伸至“柳黄、明黄、姜黄”。
但尽管如此,赭黄依然还是帝王常用的专属袍色。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,尤其是中后期,帝王的确大多均身着各种赭黄、赤黄色袍服。
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柘木条中提及“其木染黄赤色,谓之柘黄,天子所服”,可见在当时的一般观念中,还把柘木染出的黄赤色视为天子服色。
天启五年,魏忠贤曾陷害宁安大长公主之子“新作赭黄五爪龙袍”,致其被按盗用御物例处以大辟。《西游记》里有一段“鬼王献黄袍”的情节,独角鬼王来拜见孙悟空,奉承道:“今见大王授了天箓,得意荣归,特献赭黄袍一件,与大王称庆。”孙悟空穿了赭黄袍,也自封起“齐天大圣”与天庭抗衡了。
直到清代,帝后朝服颜色才明确调整为明亮度最高的“明黄”,皇子及贵妃、妃用略偏赤黄的“金黄”,非特赐禁臣庶使用。
因为清代距离我们最近,所以现在中国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,就是这种“明黄”,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,这种在后世象征皇权的最高色彩,在最初却只是庶人的普通服色而已【噗!】。
另外有意思的是,模仿唐制的日本,至今还把赭黄色当做天皇的专属色彩,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代皇帝黄袍具体色相的旁证。
平安初弘仁九年(818年),即唐宪宗元和十三年,嵯峨天皇颁布新诏,“仪式衣服皆依唐法”。弘仁十一年(820年),以刚刚归国的遣唐使菅原清公带回的唐制作为范本,颁布了改定天皇服饰的诏书,制定天皇元正受朝用衮冕,大小诸会用“黄栌染衣”(《日本纪略》)。其衣色即为黄栌和苏木染出的赭黄色,可见当时唐朝皇帝的常服色当与此相去不远,这在日本也成为天皇之外的绝对禁色。直到明治天皇即位时,废除衮冕,将“黄栌染御袍”升级为即位礼服束带装束,便成为现代日本天皇最隆重的礼服了。
补充说明:
有不少朋友提到唐代土德的问题,我就多啰嗦两句。
如前文所说,很多人包括以前的大多研究里,往往喜欢把黄袍以五行五色朝代德运尚色理论解释,认为唐代为土德,所以皇帝黄袍。实际上德运尚色不能简单理解为朝代帝王崇尚的服饰颜色。
五行尚色是战国以后的理论,并且成为后世改朝换代的正统性政治理论工具,主要是象征概念,最多只体现在少数时期的部分祭祀牺牲旗帜和部分礼仪服饰上,运用情况复杂,并几乎没有触及现实服饰(少数王朝的确以尚色定服色,如隋朝火德,便把朝会衣裳均定做赤,但自隋以后历代朝服均沿袭为赤色)。
帝王朝祭礼服系统悠久庞大,制定时多损益历代制度,并不是一朝一种颜色这么简单。
而礼仪之外常服袍的颜色,和五德尚色就更没有多少联系了,皇帝的圆领黄袍本身出现在隋代,隋为火德尚赤,隋文帝即位后的诏书即称:“五德相生,总以言之,并宜火色。……在祀与戎,其尚恒异。今之戎服,皆可尚黄。”明确提到戎服(也就是常服的前身)颜色之“尚”和朝代祭祀尚色并不是一个概念,甚至要刻意区分之,避免混淆。
唐代理论上的确是土德尚黄,但是唐代帝王服饰制度中十三种冠服没有一件是黄色的,甚至历代勳黄赤变动的冕服裳在唐代还是赤色的。而当时的皇帝“黄”袍如前述也并非五行五正色中所说的“黄”,严格来说还是间色中的赭黄色,只是继承隋代的日常服饰习惯而已,实在不宜将其与朝代德运附会,正色中的“黄”反而只是流外官和庶人的服色。
后世明代火德,清代水德,依然把黄当做皇帝服色,用尚色说来解释就更不通了。
补充之二:
所谓黄帝穿黄袍,其实是“玄衣黄裳”,指的是先秦即已发端,到东汉魏晋重新继承延续的帝王“冕服”制度中的黄色下裙,天玄地黄,玄衣象征上天,黄裳象征大地。这套制度作为帝王最高最隆重的祭礼服,被一直沿用到明代,其衣色始终是玄色,但下裳之色,到底是黄,还是纁(另一种黄赤色),还是赤,作为重要的国家礼仪制度,历代争论不休,甚至一朝之中也反复调整过多次。这是和胡式常便服完全独立的另一个汉式礼仪祭服的事儿,不能混为一谈。
——作者:扬眉剑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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